当代的主流经济学，其基本的分析前提是理性行动者模型。所谓理性行动者模型，又称为BPC模型（Beliefs, Preferences and Constraints）模型。人们的行动，是由个人的信念、偏好和面临的约束决定的。其中，偏好需要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只有满足这两条公理的个体，才是主流经济学定义的理性个体。
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展示了许多看似"非理性"甚或反常的行为异象。比如，人们的偏好常常违背了一致性--典型的例子是双曲线贴现现象，符号效应和量值效应，损益框架下的不同表现，等等。这些异象导致人们对BPC模型多有批评，甚至有声音主张要放弃BPC模型。
董志强发表在《南方经济》2018年第2期的论文《经济理论该如何回应行为"异象"挑战--来自桑塔费学派的看法》对上述批评进行了回应。董文从桑塔费学派的立场出发，认为BPC模型并未面临严峻的挑战；只要考虑到偏好的情景依存性，许多偏好不一致的非理性"异象"都可得到合理解释。因此，重要的不是抛弃BPC模型，而是改造和运用BPC模型。
董文指出，观察到行为不一致，并不必定代表偏好不一致，并不必定意味着非理性，所谓"非理性"行为，既可能是行为失误（performance error），更可能是特定情形的理性行为 。例如，针对双曲线贴现现象，如果将个体进行选择的时刻与目标达成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纳入当事人的效用目标之中，时间不一致性就会消失无踪。传递性有可能在三种情形下被违背：一是个体对物品的排序可能存在多种想法，即便每种想法都不违背传递性，但汇总的想法也有可能违背传递性；二是，个体对物品希望多多益善，但倘若允许对物品的评价存在一个模糊区间，则也可能出现偏好不一致现象；当然，更可能是第三种，可能我们考虑的条件太少了，遗漏了某些重要条件。
一旦引入被遗漏的条件，那些看似不一致的偏好就可以是一致的。这些被遗漏的条件，实际上是被忽略了的情景约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人类的偏好是情景依存的，引入情景依存偏好也可以解释更多的被部分经济学家视为非理性的行为，比如损失厌恶、禀赋效应、现状偏见等等。
考虑偏好的情景特征是理解理性行为的重要钥匙。利用BPC模型进行经济理论建模，需要考虑行为的情景特征，而几乎不考虑情景因素的主流经济学恰好忽略了这一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是确认了社会偏好的存在，其实社会偏好就是情景依存的。或者说，是社会为人们的偏好设定了许多不同的框架。因而，考虑社会背景和社会偏好，是利用BPC模型分析真实世界人类行为的一个关键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