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

人力资本积累是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个体的一生。在人生早期，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所发展出的各项技能、能力乃至性格等，对个人一生的成就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学会竞争就是人生的重要一课。人自出生就来到人生的赛场，竞争无可避免。

个体的竞争性不仅是一种个性特征，也是一种重要的非认知能力。儿童时期的竞争性，对个体性格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都至关重要，在短期可以影响儿童教育升学等诸多决策，在长期则可以影响成年后的就业决策及劳动力市场表现。个体竞争性的形成不仅受社会、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受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在校的同伴环境等影响。但是，父母陪伴对儿童竞争性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文献中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父母陪伴的缺失是否会影响儿童的竞争偏好？缺乏父母陪伴的儿童比父母陪在身边的儿童更加规避竞争还是更加偏好竞争？这些问题值得探究。

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留守”儿童，为笔者探究父母陪伴对儿童竞争性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可行的观察样本。在河南省的两所农村小学，笔者邀请144名8～12岁的小学生开展真实游戏，来研究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竞争偏好方面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与父母陪伴的缺失有关。

实验的真实游戏一共有三轮。第一轮是投篮计件游戏，给每个孩子5枚游戏币，要求他们投到距他1.4米的塑料篮子里。这里的1.4米是笔者反复测试后确定的距离，它使得孩子要想取得好成绩（投入数量更多），除了依靠能力外，也受其他不可用因素影响。孩子每成功投入一枚币到篮子里，就可以获得1元人民币。

第二轮是投篮锦标赛游戏。每个孩子仍然有5枚游戏币，进行投篮任务。但本轮中他们将被要求与另外一名同学比赛。投入币数更多的一方获胜，少的一方失败；若双方投入币数一样多，则称打平。获胜的一方，每投入一个币可以获得2元；失败的一方报酬是0元；若打平，则双方各自按照每投入一个币1元来获得报酬。每个孩子知道实验为他匹配了对手，但不知道对手是谁。完成本轮投币后，孩子仅知道自己投中的个数，不知道比赛胜败情况。比赛结果需要所有人都完成全部（三轮）游戏后才会公布。

第三轮要求孩子先做出自愿选择，是参加投篮计件游戏还是参加投篮竞标赛游戏。一旦孩子做出选择，他就会真实地进入到自己选择的游戏中去，根据什么规则获得报酬完全取决于他选择了哪个游戏。

很显然，这三轮游戏中，第一轮的情景是非竞争的，第二轮的情景是竞争的，第三轮则是要求孩子做出是否参与竞争的选择。基于前两轮的结果，可以判断留守和非留守两类儿童在非竞争情景和竞争情景中的投币表现是否有差异；基于第三轮的结果，可以判断两类儿童的竞争偏好是否存在差异。

当然，科学地区分出谁是留守儿童谁是非留守儿童是重要的。笔者的策略是让儿童填写一份问卷，先询问儿童“你爸爸/妈妈现在在外打工吗”，然后询问其监护人信息“你平时跟谁住在一起”（这是多选题，孩子们可选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其他亲戚/独自居住”）。回答父母外出打工的儿童，在监护人信息中就不应再勾选爸爸/妈妈。当儿童回答父母外出打工情况与监护人信息不一致的情况，笔者会进一步找学生确认，并咨询班主任了解学生家庭的具体情况。另外，由于外出打工可能会动态变化，笔者通过班主任来确认留守孩子的父母的确长期在外（至少最近18个月）。通过多重检查，最后确认：父母均在外打工的双留守儿童46人；父母一方在外打工的单留守儿童44人；父母双方均未外出打工的非留守儿童54人。

实验结果表明，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竞争情景和非竞争情景下的投币数量非常接近，几乎没有差异；但是，他们在竞争选择上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双留守儿童仅28%选择竞争，单留守儿童仅27%选择竞争（与双留守儿童无显著差异），非留守儿童却有46%选择竞争（与留守儿童差异在1%水平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在实验任务中，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更加规避竞争，并且这种更加规避竞争的倾向并非由于两类儿童完成任务的能力所致（实际上，他们完成投篮任务的能力是没有差异的）。

笔者还利用回归控制了儿童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BMI指标是否正常等特征，发现这些因素对儿童的竞争选择行为也没有显著影响。而控制了这些个人特征因素后，“留守”身份对竞争行为的选择影响仍然十分显著。

当然，“留守”儿童表现出更规避竞争，并不必定意味着是由于父母陪伴的缺失造成的。假如，存在某种因素既影响了父母外出打工，又影响了孩子竞争偏好塑造，那么看到“留守”经历与竞争偏好的负向关系可能只是一种假象（虚假的相关）。怎么样才能对“父母陪伴缺失”假说更有信心呢？

一种做法，是尽可能找出那些有可能同时影响父母外出打工决策和孩子竞争偏好塑造的因素，把它们控制起来。笔者想到的主要因素，是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决定着父母的见识和外出获取工作的机会，家庭收入既影响孩子成长也决定着父母的工作选择。但是，当笔者控制了父母的学历和家庭收入状况之后，发现“留守”经历对孩子的竞争偏好的显著影响几乎没有变化。

控制潜在的共同影响因素是重要的，但笔者不能穷尽所有因素。另一种增强信心的做法，是直接考虑“父母陪伴”因素——笔者获取了外出打工的父母联系孩子的频率，他们中有些人每个月都会联系孩子，有些人可能要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联系一次孩子，也有人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联系一次孩子，笔者将“联系孩子频率”视为外出打工父母“陪伴”孩子的频率。对于一直在家的父母，可视为他们一直在陪伴孩子。笔者发现，父母联系孩子频率越低，孩子越规避竞争。

本文进一步区分了父亲联系孩子的频率和母亲联系孩子的频率，发现父亲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母亲的影响则不那么显著。这可能意味着，在孩子的竞争偏好塑造过程中，来自父亲的陪伴至关重要。这符合常识，毕竟，“父亲教会我们勇敢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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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至经济学动态公众号。参考文献：董志强、赵俊：“留守”与儿童竞争偏好：一项实地实验研究，《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4期，点此阅读论文原文